三十年前，我住在松江老街——谭东街。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，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，但还算干净。每天，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，拿着铁钩子，巡回在垃圾箱之间。我是在公用给水站认识他的，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淘点米，洗把青菜什么的。一次，他匆匆走时忘了小铝锅，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。在他的小棚屋里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，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。他钻出破烂堆看到我，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欣喜。从此，在老街我成了惟一和他有来往的人。
我喜欢读书，但那时除了政治书籍，没有其他的书可读，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“图书馆”。他帮我整理出被撕裂的《青年近卫军》、《茶花女》等“禁书”。给我看那一本本用糨糊粘贴起来的书，老头是要冒风险的，可他极其信任我。
在小棚屋我多次看到，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零碎分币，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，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。他此时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，我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。
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，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。他捡他的破烂，我看我的破书，有时帮他跑跑腿，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淌过去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又去拿书时，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帮个忙。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，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。
过了一个星期，他永远地走了，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逝的。
因他所托，我打开了木盒。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，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谢使我热泪盈眶。和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毛钱角票，最下面是一封厚厚的信。
晚上，我瞒着家人怀揣着木盒，走到老街口的大树对面，敲开了一扇门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，我顾不得说什么，把木盒交给了她。片刻，老太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便剧烈地抖动起来，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。
这天晚上我才知道，老头和老太太是一对恩爱夫妻。他们原在东北一所中学教书，老头是校长，老太太是教师。后来在政治运动中，老太太被打成“右派”，遣送回松江老家，以糊纸盒为生。老头不肯“划清政治界线”与她离婚，终被开除公职。老头追随着老太太的足迹，来到她的身边。可老太太恨自己连累了他，害了他的事业，毁了他的前程，不肯原谅自己，更怕世事难料，今后还会祸及他，便硬着心肠拒绝了他——这无可奈何，违心的回绝，多么令老太肝肠寸断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