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陈独秀被捕，陈的潜意识里有“坐牢情结”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仗剑拯民于水火，就得“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”。
有一件事让陈独秀颇感意外。当时自陈入狱后，全国各阶层各行各业营救陈独秀成为全国性的浪潮。有两个人也站出来，让陈独秀没有想到。这两个人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、姚叔节，均思想守旧，当初恨不得刨陈的祖坟，而此刻却为他说话。认为陈“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。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”。
若干年后，胡适还记得这件事，他在一封给陈独秀的信里写道：“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，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‘人的社会’，还有一点人味儿。”
两位老先生虽然抱残守缺，关键时刻，还是有些侠士义气。正是这种侠士义气，才让人们看到黑暗社会里尚有一线光明，正因为“一点人味儿”，社会还是“人的社会”。
叶公超，民国著名外交家，恃才傲物。鲁迅逝世后，他通宵达旦地读完了鲁迅作品。虽不认同鲁迅的杂文，但十分欣赏鲁迅的散文和小说。于是，他写就两篇长文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和《鲁迅》，极力褒扬鲁迅，认为其超越胡适和徐志摩远矣。这引起胡适的嫉妒和不快，胡对叶说：“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头上，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？”叶公超板着面孔告诉胡适：“人归人，文章归文章，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。”
叶公超与胡适是好友，而与鲁迅没有一点交集。叶能够抛开投桃报李的小圈子，说真话，实属难得。
刘师培属古文学派，崔适属今文学派，上课时互相攻击对方，毫不留情。凑巧的是，两个人在北大任教时，正好住在对门，两人相见，并不分外眼红。每次都恭谦客气地互称对方先生，鞠躬作揖，礼让有加。
后人认为，这比“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”更有风度和雅量。
民国时期，正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时代，真够黑的。可是，侠义之风，犹如点点光亮，难说点亮黑暗，至少给黑暗撕开了几道小口子，让人感觉还是生活在“人的社会”里。